平時，阮頭家將伊所賺的錢都拿給我，厝內的開銷都是我在處理。
（2020/2/29 19:00｜更新：羅元祺。韓國民調機構Realmeter25日、26日抽樣調查約1500人，發現文在寅的支持率從1月20日出現境內首起確診病例前的50％左右，跌到44.7％。
（以下內容原刊於2020/2/29） 原標題：韓國「武漢肺炎」單日再增594例，130萬人連署彈劾文在寅 （中央社）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今（29）日指出，截至上午9時，韓國感染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較28日下午4時新增594例，累計確診2931例。文在寅支持率下滑幅度最大的地區在東南部大邱市和慶尚北道，前者是疫情爆發重地「新天地教會」所在地。韓國確診「武漢肺炎」2022例，有8成確診比例的「新天地教會」是什麼樣的團體？ 28日與文在寅會晤的政黨領袖包括，執政黨共同民主黨黨魁李海瓚、未來統合黨黨魁黃教安、民生黨共同黨魁柳成燁、正義黨黨魁沈相奵等人。韓國疫情失控民怨沸騰，近130萬人連署彈劾文在寅 韓國總統文在寅抗疫不力，致贈中國口罩、對中國旅客開放邊界之舉更是飽受抨擊。韓國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聲明對身處於抗疫最前線的醫務人員表達感謝和慰問，並決定全力補充醫護人員、床位和醫療設備，進一步加強國家醫療衛生體系
報導指出，文在寅認為，若全面禁止中國人入境，得不償失，也可能讓韓國人被其他國家管制入境。聯合聲明指稱，政府將與國會防疫特委會積極合作，爭取早日通過和執行補充預算，緩解疫情帶來的民生和經濟衝擊。周遭生活環境的改變，也讓他能整合自己論點中的不同理路。
他就在那段期間首次看到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與他的知名弟子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學說。他到英國後，在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的社教課程擔任講師，在工人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開課。此時博蘭尼為了準備教課，便浸淫於英國社會史及經濟史的資料。雖然本書出版於一九四○年代初期，但博蘭尼的影響與重要性卻與日俱增。
當時極端對立的陣營在捍衛資本主義或蘇聯式社會主義的雙邊辯論中，沒有多少人對博蘭尼細緻且複雜的論證感到興趣。他晚年時曾寫信給一位老友：「我的一生是『世界性』的人生，是屬於人類世界的人生……我的著作屬於亞洲，也屬於非洲，更屬於新人類。
博蘭尼在《奧地利經濟學人》週刊工作時，目睹一九二九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及一九三一年維也納信用銀行（Creditanstalt）破產，這些事件均導致大蕭條的出現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米塞斯與海耶克短期間內並沒有什麼影響力。但是早在一九二○年代，博蘭尼就直接挑戰了米塞斯的論點，並將批判自由市場視為個人學術生涯的中心議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博蘭尼在匈牙利學生圈與知識界都很活躍。
今日一般出版的專書，上架期間甚少超過數月或數年，但在經歷半個世紀後，《鉅變》一書仍能提供我們諸多新見解。尤其當我們試圖瞭解全球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所面臨的各項困境，本書更是不可或缺。他在那裡與學生一起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學問題，如貨幣、貿易及市場等。在《鉅變》一書中，博蘭尼熟練地運用這些歷史資料以批評米塞斯及海耶克那些後來影響深遠的觀點。
另外道爾頓（George Dalton）選編了博蘭尼先前出版的論文，包括《鉅變》的摘文，整合成為《原始、古代及現代經濟：卡爾．博蘭尼論文集》（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一書。從一九三○年代中期到一九六○年代，認為政府應積極參與管理經濟事務的凱因斯派經濟觀念在西方各國當道。
由於獎助金的支助，他得以全力寫作。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尤其經歷一九九○年代初期冷戰終結，市場自由主義——不論我們稱之為柴契爾主義、雷根主義、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等——已壟斷全球政治。
對於市場自由化的歷史，以及早期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幸後果，新自由主義者及其批評者均可從此書獲得更深層的理解。隨著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當政，博蘭尼的社會主義觀點便成為問題，他也被迫辭職。有些則是對全球合作或協調抱持不同看法。有些是基於民族、宗教、國家或地區認同而抗拒此事。最後皮爾森也將博蘭尼在哥倫比亞大學上課時的講稿編成《人類的生活》（The Livelihood of Man）一書。本書的一項主要貢獻，也就是從制度面分析全球經濟，其實正是立基於博蘭尼本人的多重流亡經驗。
他死的時候被公認為新自由主義之父，激勵了柴契爾及雷根推動去管制、自由化及私有化等政策。但二次大戰後，米塞斯與海耶克孜孜不倦地在美國與英國鼓吹自由市場，並直接影響到後來成名的追隨者如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鉅變》是迄今為止對市場自由主義最嚴峻的批評。但本書在一九四四年問世後不久，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加劇，因而掩蓋了博蘭尼理論貢獻的重要性。
新自由主義者堅持，由於通訊與交通科技快速發展，加速全球貿易與資本流通，加上接受英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更使得全球經濟整合成為無可避免且值得追求的目標。後冷戰時期的主要議題就是全球化。
博蘭尼的生平與貢獻 卡爾．博蘭尼（一八八六─一九六四）生長於布達佩斯一個社會參與及智識成就均極為傑出的家庭。他與亞倫斯博格（Conrad M. Arensberg）和皮爾森（Harry W. Pearson）合編《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一書。然而，不論在此爭議上位處哪一邊，應該都能從《鉅變》一書獲益。二次大戰後，博蘭尼到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世界各地的各種運動和理論家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批評全球化想造就的未來。一九二○年代博蘭尼在維也納的《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週刊擔任資深編輯，那是當時中歐最主要的經濟與金融期刊。
他的弟弟麥可（Michael Polanyi）成為一位重要的科學哲學家，其著作至今仍被廣泛閱讀。文：布洛克（Fred Block） 【導論】 某位知名經濟史學者在回顧過去幾十年間知識界對《鉅變》一書的反應以及此書產生的影響時，下了一個評語：「有些著作就是歷久彌堅。
是以我們可說：隨著冷戰的終結，博蘭尼的成就才開始得到應有的重視。自由市場學說認為，各國社會與全球經濟都應按自律性市場來規劃運行。
當時米塞斯與海耶克試圖重建自由市場理論在知識上的正當性，因為自由市場理論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大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風潮嚴重打擊。海耶克活到一九九二年，親眼目睹蘇聯解體印證自己的學說。」雖然博蘭尼對自己的故鄉匈牙利有深厚感情，但他超脫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並洞悉了侵略型態的民族主義如何受到一套特定的全球經濟架構所促進與支持。他從布達佩斯遷移到維也納，再搬到英國，接著又搬到美國，加上一股深刻的道德責任感，讓博蘭尼成為某種世界公民。
其後他的學生將他這段時期寫的論文編輯成冊，由羅斯坦 （Abraham Rotstein）主編成《達荷美與奴隸貿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一書，於身後出版書中所收集的史料，清一色來自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言論。
曾器雖然體驗到台灣充斥著日本風味，但是他沒有因而對台灣人產生歧視，仍可以感受到「絕大多數的本省人，均異常善良」，也無怪乎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獲得台籍鄰舍及同事的協助，未遭禍害。除什麼「町」、「丁目」、「番地」等街名弄不清楚之外，什麼東西往什麼店去買，也得費一番唇舌去問。
在商店買完東西，儘管老闆禮貌送客，嘴巴冒出來的是「めりがとう」。我記得在衡陽路找到一家操外省口音的商店，店主見到我，大喜過望，我們彼此聊起故鄉的種種，大有相見恨晚之情。
